■ 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通訊員 吳鐘樸

“禁白日賊子喊誘盜物，入室拿著者，罰錢五千文……”今年清明節期間，海口市美蘭區靈山鎮大群村的村民在村子后方的坡地上，發現了一塊清代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所立的“奉官示禁”石碑。據海口市博物館工作人員現場勘察，碑上文字基本可以辨認，內容包括禁止入室盜竊等8個方面。


(資料圖)

其實，海南民間還有不少古代官府禁碑和鄉規民約等碑刻遺存，透過這些碑文內容，可以了解當時當地的社會治理、民風民情等歷史信息。有意思的是，這些碑文大多趨向口語化，似乎是為了讓民眾容易讀懂、聽懂。

社會約束功能

“以憑拿究，決不稍微寬貸”

或立于田頭路邊，或倒在荒野山坡，或被陳列展館，海南現存的清代以來的官府禁碑和鄉規民約碑記，形式各異，盡顯滄桑，但憑借一方頑石，默默地記錄了海南島一些散落的文化痕跡，讓后人可在其字里行間尋找那些日漸遠去的故事。

根據不完全統計，目前海南發現的禁約碑刻至少有15塊，它們分布在各市縣，碑上文字除少數因風雨侵蝕變得模糊外，多數清晰可辨。

“官府禁碑”是由官府下令勒石發布的，屬官方制定的文件，因此具有強制性法律效力；“鄉規民約”一般有“奉官（道、府、縣）示禁（諭）”“奉官給示”等名稱，從這些名稱可以看出，它們雖屬民間行為，但必須由官府批準方可立碑，因此可以說是官方意志的延續，是與官府保持一致的。

已故海南鄉土作家王俞春曾總結“禁約文化”的一些歷史功用。

海口市美蘭區靈山鎮大群村的“奉官示禁”碑。陳耿 攝

首先，古代禁約對維護當時地方的社會治安，保護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生產生活的正常進行，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。

其次，禁約條文是根據當地生產生活的實際情況，由民眾和民眾代表呈報官府后批立的，反映了老百姓的要求和意愿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。

再次，禁約采取勒石立碑的方式諭示，長期廣而告之，使老百姓知法守法，有利于提高民眾守法的自覺性；此外，禁約對研究海南古代的歷史人文、生產生活、社會治安、民風民情和風俗習慣等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在海口府城南面1公里處的丁村，有2塊完整的古碑，一塊是立于清嘉慶六年（1801年）的“奉縣示禁”碑，另一塊是光緒十一年（1885年）仲秋所立的“重修約亭碑”。

“奉縣示禁”碑的主要內容是當時一位姓鄭的瓊山知縣，根據丁村冼性才等村民的呈請，勒碑嚴禁爛匪游手棍徒擾害地方，擄掠田園，占毀籬界，縱畜殘害田業等行為；警告鄰近鄉村有上述行為之徒，必須遵守示禁條例，若被丁村人指名投訴，縣里將“以憑拿究，決不稍微寬貸”；碑的左邊落款有丁村冼、陳、鐘、周、潘、王、張、吳、黎等各姓224名父老的姓名。

時隔80余年后所立的“重修約亭碑”，則從根本上說明了重修的原因：“……在使一方之善良，有所觀感以為善，而少年子弟之不軌者，必有所觸目，有約束而不致于為非……”

文昌龍樓山海村的“奉諭示禁”碑。陳耿 攝

記錄社情民風

“陰地不如心地好”

在府城南部潭社村前的路邊，也樹有一塊清代咸豐五年（1855年）所刻的“奉縣示禁”碑，由當時的瓊山知縣李維崇批立，內容有禁止私售鴉片、禁止竊采蓮子盜挖蓮藕、禁止在潭中捕魚撈草、禁止白天在井邊裸浴等11條禁例。

緊靠該碑的右邊，有另一塊“奉官示禁”碑，它們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，立碑時間是民國十一年（1922年）九月十六日。

據一些上年紀的村民回憶，潭社村民風淳樸，歷史上申請立碑的目的是制止附近一些不良分子的騷擾，如經常有人勾結村里的個別年輕人，到村里吸食鴉片、盜竊耕牛、偷采蓮藕等，影響到大家伙的正常生活，也敗壞村子的名聲，對年輕一代娶妻嫁女十分不利。

類似的還有文昌龍樓鎮山海村等14個村莊聯名請立的“奉諭示禁”碑，該碑立于清咸豐七年（1857年），內容涉及家庭財產、六畜、農作物和林木的保護，對盜竊者的處罰和對揭發者的獎賞都有明確的規定，可謂有根有據，獎罰分明。

重讀古代官府禁碑和鄉規民約，可以發現碑文中透露出豐富的文化信息，海南島歷史上的社情民風似乎歷歷在目，這又正是正史和方志里所沒有或無法一一記載的。

文昌市孔廟大院內有一塊禁碑，由于長年受風雨侵蝕，字跡正日益模糊。

該碑全文近700字，這是目前所發現的海南禁碑中篇幅最長的一塊，碑額為“署文昌縣正堂曉諭勒石示禁”，立碑時間是清咸豐八年（1858年）九月。

碑文寫到，文昌歷史上民間官司中十有八九與墳山有關，原因是一些迷信的人輕信風水先生的說法，只要是聽說風水好的地方，便千方百計去圖謀，據為己有，引起不少民間糾紛和訴訟。

鑒于此風惡劣，碑文對百姓進行了教誨：“地乃水、火、風凝結而成，外象藏風避水，內穴無水無風，即謂之‘風水’？即可稱‘吉壤’？非別有風水果能朝葬夕發也。況諺云：陰地不如心地好……”

因此，該碑嚴禁毀人墳冢，滅人碑記等行為，否則一經告定，嚴懲不貸。

海口府城潭社村外的禁碑。陳耿 攝

彰顯人文情懷

“嚴禁私采亞玉山”

昌江黎族自治縣的石碌鐵礦，品質之優，亞洲聞名，該礦還伴生有鈷、銅、鎳、金等礦產資源。早在明代，就有人盜采石碌嶺上的銅礦。據《昌化縣志》記載，崇禎二年（1629年），知縣張三光趕走礦盜，嚴禁私采亞玉山（即石碌嶺）。

清代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，代理昌化知縣李玉章在今石碌鎮西郊的水頭村立了一塊石碑，嚴禁私采礦山。目前，此碑尚立于水頭村，但碑額右上角已缺，僅村左上角一殘缺的“碑”字，當地人不知道它原來的名稱，一般都稱之為“禁采石碌”碑。碑文共120字，除個別字因風雨剝蝕而殘缺外，基本意思尚可領會。

昌化縣為什么要禁采石碌礦山？《昌化縣志》沒有說明，倒是清末瓊州人士陳獻榮在《瓊崖》一書中認為有兩個原因：其一，“因山崩壓斃土人多人，官廳遂勒石嚴禁私挖”；其二，私人采挖，“獲利甚厚”，是為朝廷所絕對不允許的。

由此可見，古人就有不讓國有資產（礦產資源）流失的意識，且保護礦山免遭私采，首先便是保護當地百姓的人身安全，是頗具人文關懷的做法。

澄邁縣金江鎮大拉村有一塊始立于光緒六年（1880年）的“奉官示禁”石碑，碑上的8條禁約，有3條明確“禁刀斧不得入山砍”“禁盜砍蘆林竹木”“禁不得盜割竹筍”，足見當地向來就有環保意識，注重生態平衡。

監督輿論功能

“勒碑禁免，不得加派”

在海口羊山腹地永興鎮境內，有個長流不涸的“玉龍泉”，泉水匯流成湖，湖邊有座“龍廟”，龍廟即歷史上的“石湖書院”，明代瓊山進士鄭廷鵠曾在此讀書著述。

在石湖書院的橫廊里，堆放著不少古代石碑，其中一塊為“奉縣給示”碑，所立時間為清代嘉慶三年（1798年）十二月。它曾對官府起到監督和提醒的作用，使當地百姓三度免征差役。

原來，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永興、石山一帶的百姓推舉8名代表向“瓊山縣正堂”提出申請，稱當地已有人在府衙充當“吹手、仵作、石匠”等徭役，鑒于“王政之仁，役此免彼”，希望官府免除后來加派的“泥水小工、稻草、荊棘、饔羊”等役，以減輕老百姓的負擔。這一申請得到了批準，并“勒碑禁免，不得加派。在案”。

后來，由于年久，禁令松弛，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官府又發票征取“泥水小工、稻草、荊棘、饔羊”等徭役，于是，當地百姓聯名抄碑，呈請府憲查禁，又得到了批準。

嘉慶三年，以前的勒碑雖然還在，但禁令已經再次松弛，且記錄在案的文件開始漫漶難辨，加上新任的書吏、差役不知以往的免役禁令，因此又重新征調“泥水小工、稻草、荊棘、饔羊”等差役。

于是，永興、石山等地百姓再次上書要求減免，得到恩準后，又重刻石碑，以便日后監督和提醒在官府當差的人，若有差役無端混派，老百姓有權到縣里投訴，提請追究相關人的責任。

保護通商貿易

“安行旅而敬刁風”

此外，還有一些禁碑是為保護沿海通商貿易而設立。

清代道光年間，文昌縣船戶韓泰益等人的船只遭風擱淺在海南島東北部海域，遭到當地一些刁民敲詐勒索。而據瓊州府的在案記錄，在此一帶，只要有船只擱淺，一些奸徒不但扣下船只搶奪財寶，甚至拆毀船只，迫使客商停留住宿，然后再趁機對他們進行訛詐，稍不隨意就持刀動斧，不許客船修整，還有人干脆拆船卸貨。更甚的是，碰到客船上有水手病故或落水身亡，一些村民便前去爭相認尸，搜索死者身上的錢財，其情形令人痛恨。

為了“安行旅而敬刁風”，針對上述惡俗，瓊州知府于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下令禁止這些行為，并在鋪前墟上立“奉府示諭”碑警醒沿海村民漁戶，“遇有船只或遭風漂泊，經遇沙擱淺，沿海村民漁戶等人不許集眾成群，以救護為名乘危搶奪，指稱寄往田業桑園，借故訛詐……”

禁令最后明確：“自示之后，嘗有不遵，或被查拿，或經被害之人呈告，必照乘危搶奪之創，加重究辦。”瓊州府的這一禁令，有力地保護了文昌沿海一帶的通商貿易，也有力地打擊了當地的歪風邪氣和一些不法惡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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